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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坊间已成热词。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伪史当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
电影《一九四二》海报
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详细]。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
《大 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 “《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2月7日刚刚辞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 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换言之，报导灾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
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譬如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
重 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 遭到封杀处罚；《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 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所谓国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政府从未有过限制。《大公报》停刊 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政府。
《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
或许仅以重庆《新华日报》为例，对部分读者而言说服力还不够。毕竟这是一份共产党的报纸。但即便是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
值 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 例，譬如“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 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 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 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 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的向蒋介石 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 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的“那位河南主席”， 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 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事实恰恰和冯玉祥所言相反。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 骂了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
第 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据郭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 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 奇”。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全然不是事实。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 报灾情。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 石）减为250万石”。详情可见上期专题。[详细]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报告有关。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 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蒋介石。杨一峰后 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后之 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
第 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 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 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了谎。陈 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年代时杜撰的。再 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 救灾工作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 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
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
美 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 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 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详细] 。但事实并非如此。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
自 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 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 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 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 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1942 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 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最关键的粮食问 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 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粮 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 远早于白修德的报道。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并不可信。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 收；同时，3月份也是政府救灾工作最艰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 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灵宝之间80公里的 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灾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灾， 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准确得多
谢 伟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据谢氏记载：“粮食现在也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 的吨数，但他对我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吨。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因 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吨粮食。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几乎所有桥梁都被破坏了。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义和智慧。”
如 果谢氏调查到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铁路，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河 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 大饥荒最终饿死人数众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更不难发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其实只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 部分，河北、山西同样是重灾区——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达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记载：“目前五、六分区灾情至为严 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 氏在《时代》刊文的时间。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抗日根据尚且“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自不难想象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交通不畅的河南国统区会是何等情状。
蒋介石让前线部队撤退，想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
电 影里有蒋介石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学者们中也有人撰文说：“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质。……日占区 不仅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压力。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积极救助；第 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 [详细] 这些说法，与史实相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说 政府“没有积极救助”，何谓“积极”？若以“效果显著”来定义“积极”，那么政府很显然没有做到；若以“尽力”为“积极”，则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并不多。 至于基层政权空洞化、腐败化，无法将救灾措施落到实处，则实在是国民政府贯穿整个大陆时期的痼疾。但若说政府“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 区”，则纯属诛心之诬蔑。政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会沿着灾民逃往陕西的路线设置那么多的救济站。更何况，河南省政府当年还专门出台过规定，命令各县严防灾 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2）各县应督率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 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随时随 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政府非但不曾“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更不曾有过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想法。
1943年蒋介石确实从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但目的是为防止该部队起义倒向中共
不 过有意思的是，1943年，蒋介石还确实曾经从河南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即赵寿山的第38军。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想要放弃河南，直到1944年日军发动 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在河南的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后移。赵寿山的38军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之所以被从前线撤回，原因不是灾荒，而是蒋介石和 汤恩伯均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共产党同化控制，放在前线随时可能举旗易帜，故先将其从前线调回巩县“集训”，实质上是将其置于国军的控制之下，稍后又将亲中共 的军长赵寿山调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据该书称，该部队早在 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曾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酝酿和 准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赵寿山 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党员调到关键岗位。夏，又将教导队和干训 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对付突然事变。”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毛泽东指出：部队要做好起义 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国民党 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方面早有知晓，故而才会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与灾荒则毫无关系。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刘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关 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 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 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 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 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
《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但 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 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属胡说八道。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日本不但没 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没有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
回 到冈村宁次。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 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至于日军在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 任何史料。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毁日军粮库多处。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山西通志》）
日 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19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 共保持秘密联系，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 商。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这虽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灾民。”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 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田氏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 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出去，田氏别无他法。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 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汉三 回忆，此人“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工作开 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 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 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其他逃往更广阔的东部沦陷区及国 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 道。
结语
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市面上可见的报道里，还有太多太多的伪历史。譬如说汤恩伯不救灾，兵败时 库存还有100万袋面粉。稍微用脑子想想，也知道这种证据站不住脚——汤氏兵败是在1944年4月，灾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汤氏40万部队，在灾 荒已过的1944年库存半年军粮，与救不救灾哪里有半毛钱关系？再如媒体报道里常见到一个细节，说为白修德往纽约发稿的那个电报员被蒋介石杀害了，但只要 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忆录原文，可以看到那里分明写着“我猜想……”，其实连白修德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正直的电报员。
广告语真的很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只是，在伪历史里“温故”，最后“知”的，会是什么“新”呢？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2/12/8 3:05:29 编辑过]
延伸阅读：
应该给点教训
爱的罗森桥3
1942白修德没注意的一个细节暴露了它的道德败坏
白修德这个西方左棍记者 为了抹黑民国政府 在1942河南饥荒时拍了大量的照片 用来指责民国政府救灾不力
大 家知道那时的河南是沦陷区 只要有常识的人都可以判断 敌占区国府进不去 即便是沦陷区 国府也咬紧牙关在尽心尽力的救那些逃荒和被日军赶出来的灾抿 放白修德这种外国记者到灾区去拍照 也是民国政府放的 这是民国政府很愿意做的事 因为 那样可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重视 从而可以来取得国际援助
相比较1960年的人为饥荒 那时能让外国记者去拍照吗？就是国内新闻都不报道
白修德这个西方左棍记者 在拍照片时 或许是它没注意 或许是它当时没法PS吧 照片上的那些灾民的衣服上个个都有白条 这个白条就是沦陷区的难民逃到国统区 衣服上都有国府发的白色条子 国府在沿路设点, 凭条子发放粮食
那个电影导演你摸摸良心 国府的救灾工作做到那么细致 你们还说国府救灾不力吗?
那个电影导演你也像白修德那样 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吧？
那个电影导演在电影里说国府封锁消息 这完全是在栽赃诬陷！
大家看这是国民政府欢迎美国记者福尔曼、白修德勘查灾区的通告
那麽就依据据白修德所说，许多逃荒人在爬上前线返回的火车时，被日军飞机和炮火炸死。
当时火炮射程就10多公里，可见饥民跨过战线向国军区逃难，离战线是多么近。可以想象当时国军后方多么混乱。
日军向中国军队区驱赶难民，其战略目的非常清楚，白修德、刘震云居然把污水泼向中国军队，
唱出皇军救助中国灾民，皇军好，皇军不抢粮食不杀人的颂歌，真是不可思议
白修德-在他前往国军刚刚反攻，牺牲大批军人后收复的郑州时，吃着中国军最高级的接待食品。不去写国军反攻的英勇壮烈，不去写鬼子三光的残暴，不去写鬼子侵略驱赶大量难民的事实，却在大写文章造国际舆论，责问当时国民政府那里去了，怎么他的地方会有大量难民无人管。
现在的中国人-你们又知道当时国军与日军在郑州拉锯战之悲壮吗？
还有一些中国人，睁眼说瞎话，说国军没有收复一个大城市，郑州、长沙，不都是从日军占领下又打回来的吗？
为什么你们总是认为日军英勇，日军爱中国人。
附1942年前的河南抗战战线图
刘作家刘震云在自己老家河南延津县所作“旱情调查”整个是大笑话。他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竟然不知当时延津是日占区，1938年就沦陷了,那些姥娘舅舅口中的”官府”是伪当局。刘作家操起汪精卫和皇军的屎盆子扣到蒋介石头上，把破绽当绝招卖弄不休，当真令人绝倒。
日伪傀儡政府拿的也是中华民国旗，当时部分无知百姓搞错也还情有可原，这刘左云七十年后还搞错莫非也是无知？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2/12/8 17:18:26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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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了半天原来是张仲鲁、王芸生60年代撰写的“文史资料”.
看看翁文灏的例子：
翁 文灏回国的时候，已经是六十二岁了，确有叶落归根的心理。那时他的父亲和大儿子也在国内。翁文灏的小儿子曾在空军服役，抗战时在桂林牺牲，他对自己的长子 翁心源最是喜欢。公平地说，在翁文灏回国的问题上，当时中共的态度还算不错，但对翁文灏来说，他的这个选择在他一生的众多的选择中，可以说是最有悲剧色彩 的。他的儿子中国著名的石油工程师翁心源，在1970年被连续批斗三天后，不幸落水而死，时年仅五十八岁。
我们现在再来看翁文灏回国 前后的心情。翁文灏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感情是很深的，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许多美德。在做人这一点上，翁文灏可以说是中 国读书人的一个楷模。此点，当年凡和翁文灏共事的人都有共识。另外一点，就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为人处事方面，有他们自己的标准。对于当时和新政权共 处的一个条件，中共的态度是“必须划清界线，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而这一点对于像翁文灏他们那样的人来说，是最难以接受的。
龚育之先生 在他的文章中也说，汪子嵩曾和他说过，贺麟留下时特别表明：“他不能公开责骂蒋介石”。翁文灏也是这样。他在决定回国时，他的老朋友邵力子曾转达过周恩来 对他的指示。当时让翁文灏最为难的就是中共一定要让他来骂蒋介石，但翁文灏回信要求自己在声明中只做自责，不骂他人。（参阅李学通《书生从政──翁文灏》 第二八四页，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我们从翁文灏后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在初回中国时实在是无所适从，当时他的许多老朋友如邵力 子、孙越琦、卢郁文、吴景超、黄炎培等人，多次做他的工作，为了让他所写的坦白书能过了关，他们把自己刚刚在新时代学会的那一套东西都告诉了翁文灏，吴景 超就对他说过，“吴因盼多加事实，如官僚资本、特务押人、美帝行动等，期能有教育意义”。
他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在经历了近五个月的痛苦 之后，才回到了他的家中。翁文灏在日记中说：“三月二十日在北京饭店一零七号见徐冰（即邢西萍），徐言列名战犯，也许罪状较轻，究竟有罪，必须认识。总理 允许返国，意在立功赎罪，盼告美蒋勾结情形。”（《从翁文灏日记看撰写坦白书的痛苦过程》，台湾《传记文学》三十六卷四期三十六页）
本人对虚假的东东没有兴趣。
—王思想
冯氏水军热炒《1942》，我是肯定不会去看这部电影的。
片 名首先就引起我的厌恶。人类历史上有一部伟大的著作《1984》；电影史上也有充满人性光芒的《2012》（绝非普通人所理解的仅仅是灾难片），这让我觉 得，任何人要以4个印度数字来作为书名、电影名，都要先想想自己配不配。我认为，当前的中国电影以及冯小刚是不配的。
冯小刚的境 界，在《集结号》里充分展露。在那部电影中，冯小刚模仿《拯救大兵瑞恩》的战争场面，还真有那么点像，但一到意境，他就露怯了，依然延续了把内战同胞当敌 人、强调“我军英勇善战”的《南征北战》思路，用改良了的革命浪漫主义进行煽情，但革命浪漫主义的味道是改不掉的。内战的正义与非正义，这么大的一个主 题，冯小刚居然没有任何触及，更谈不上反思。这使得我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厌恶，并由此坚信：1942年的那场饥荒情况复杂，冯小刚不可能进行有历史高度的思 考。
当然，目前很多人是欢迎冯小刚的。这与张艺谋的快速堕落有关。张艺谋堕落到令人不齿的地步，于是可怜的中国大陆电影就只剩一个冯小刚可以看了。两盘咸菜剩最后一盘了，将就着吃吧，总比饿着强。
我们苦难的中华民族，曾经有一次灾难的死亡人数是1942的10倍以上，那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惨最无耻的一场饥荒。并且那场灾难也是在河南最为惨烈。有人认为对冯小刚不能要求太高，并且，冯小刚或许是想暗示什么呢。
真 的有暗示吗？是用一场“人祸”来暗示20年后的那场“人祸”吗？这需要一个前提：1942也是一场人祸。在此，我推荐一篇不错的文章：《真实1942 民国政府做过的那些事儿》，该文认为《1942》从原著刘震云到导演冯小刚都在丑化中华民国政府。该文的核心观点是：对于1942年的河南饥荒，国民政府 在极其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了及时有效的救助，绝非影片所说是在白修德等新闻界人士的压力下才去救助的。这篇文章和电影《1942》出现了本质对立，两 者中，至少有一方是撒了弥天大谎。
刘震云写的是小说，小说可以虚构；冯小刚拍的是电影，电影可以虚构。所以，本来不能用历史的眼 光去苛求。但是，冯小刚在电影中、他的宣传团队在造势中，都反复声称“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既然他们用历史的伤疤做噱头，那我们就要 用历史的眼光来质疑。
据某位看了《1942》的网友说：“里面唯一的亮点是为地主正名，说地主是好人”。其实《白鹿原》已经以很大篇幅表达此意。如果冯小刚真的在电影里传达了这一理念，我向他表示敬意。
目前能搜到的《真实1942 民国政府做过的那些事儿》全是图片形式的，很遗憾没有搜到文字版。哪位朋友知道文字版的链接，请告诉我，我改过来。谢谢。
我承认，我对那段历史的具体史料所获有限，《真实1942 》这篇文章的观点或许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但我认为至少值得我们去审视。我不反对别人去看《1942》，只想提醒大家：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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